過去五十年間，西方城市抓住世界各地人們的想像，例如電影《銀翼殺手》（Blade Runner）所描繪的美國洛杉磯，如同反面烏托邦，或是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、西班牙巴塞隆納聖家堂的美景，前往西方城市的觀光客、投資人、藝術家至今仍絡繹不絕，但並不代表世界其他城市黯淡無光，反倒是不斷興起，挑戰已開發國家既有城市。
由於歐洲戰後重建與不滿青年日增，歐洲與北美主要城市孕育自由派思潮，掀起同志權運動、女性主義理想、民主價值，致使倫敦、巴黎、舊金山等地成為一九六零年代文化革命中心。
隨著七零年代告終，因為文化運動或重振經濟，西方城市已是全球注目焦點，蘇聯或拉丁美洲獨裁國家的人民深受影響，也形成對西方城市的集體想像。
八零年代時，各國政府逐漸開放經濟，鐵幕開始崩壞，西方城市即是民眾生活、遊歷、投資首選，官員開始積極吸引投資，許多社區也在這段期間面臨仕紳化浪潮，如倫敦金絲雀碼頭（如上圖）、切爾西、紐約格林威治村等。
為了趕上潮流，巴塞隆納等地官員重新想像城市的面貌，品牌形象幾乎也成為所有西方城市重要課題，例如巴塞隆納舊城區日漸凋零，在七零年代之前滿是違章建築，後來贏得奧運主辦權，又將聖家堂做為觀光宣傳重點，形塑出鮮明的城市品牌形象，直至近期金融風暴才破滅；其他城市的策略也與巴塞隆納相仿。今日西方城市依舊最受觀光客歡迎，仍是新興國家富裕投資人的目標，也依然是電玩遊戲或歌曲的集體想像基礎。
不過隨著全球化浪潮湧現，通訊科技快速進步，典範開始轉移，北京、里約熱內盧等城市一步步崛起，民眾也開始考慮前往這些陌生都市居住、投資或求學，新興國家城市力圖改善國際形象，基礎建設投資也屢創新高，例如巴西聖保羅、中國廣州、印度班加洛等，此外，這些城市也逐漸進入世界集體想像之中。
但有件事尚待觀察，西方城市如今面臨戰後最嚴重身分認同危機，能否維持在世界集體想像中的角色？紐約的地位是否會拱手讓給上海浦東？蘇活區形象是否會轉變為莫斯科阿巴特區？
對西方城市而言，關鍵在於自我再造，例如巴黎聖傑曼區在一九二零年代時，吸引諸多知識份子與作家聚集，如今更像個觀光勝地，各種獨家零售商店與外籍人士經營的餐廳林立，讓好奇遊客在此尋找過往文人墨客駐足的體驗與痕跡（如上圖）。如此看來，西方城市得學著打破既有品牌形象，才可創造未來空間，但動力並非來自海外旅客需求，而是當地社區。
另一方面，新興城市既然尚未確立在集體想像中的樣貌，較能自由發揮，包括墨西哥市特諾奇特蘭、上海浦東、莫斯科阿巴特等地，都是新興城市可能呈現的風情。
但是新興城市在發展身分認同時，必須和西方城市過往同樣謹慎，過去十年經歷所見，新興城市若趨於迪士尼化，對本地身分認同反倒有害無益；大文豪海明威所述的巴黎聖傑曼區已不再，得由今日市民與官員共創空間，供全球民眾與當地社區在未來數十年享受。
照片來源：: Zemzi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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