倫敦政策形塑的人工創意階級

有些人認為,因為現代「創意」都市再生概念,演變為英國新自由主義的都市政策架構,支持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,進而鼓勵民間部間參與倫敦文化創意社群。

在政策制訂者眼中,對於後工業化城市的廢棄工廠及倉庫,文化逐漸成為神奇解藥,以城市經濟而言,文化再次興起,就如同疾病迅速蔓延,並以文化創新產業為核心。

我並不反對都市創意,但現行都市創新的措施與初期方式,卻讓新自由主義與企業化城市找到機會,連結既有政策與剝削創意人才。

一般認為,目前都市創意作為源於佛羅里達(Richard Florida)的研究,他主張城市政策應該吸引「創意階級」,這群數量有限的年輕創意人才理論上會吸引大型創意企業,不過實際上,城市因而彼此競爭,藉由刻意自我推銷,想爭取這項數量有限的資源。可是,這項概念卻逐漸與都會再生政策交織在一起,形成適用於新自由主義城市的軟性政策組合,讓地方政府以低成本實踐。

這些構想背後隱含著意識形態,與現行新自由主義理想並不相悖,我認為在追求「創意階級」的過程中,由政策帶動仕紳化,因為翻新倫敦市中心大片不受歡迎的區域,做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。

「倫敦發展局」自2000年起推出多項計畫和專案,力圖提振倫敦創意產業,對新自由主義城市而言,創意產業代表都市環境內的新經濟力量,邏輯很簡單,打造能吸引創意人才的環境,藉由促進創意產業成長,運用人才的創意,最終獲得財政效益,但一切要如何達成?

就根本而言,有些人甚至主張,設置單車道與單車停放區,也代表創意階級再生,佛羅里達確實指稱,單車是創意人才的象徵,故城市若能方便單車騎士往來,應能吸引創意階級;若將倫敦舊有工業中心翻新為很酷的集散地,也同樣是不違背發展目標的創意解決之道。

例如泰特現代美術館即結合新自由主義發展與創意產業,符合仕紳化與城市再生的創意方案,將發電廠改建為倫敦現代藝術中心,這棟建築物本身即為轉型,從工業領導發展改變為文化領導再發展,再加上民間單位大量投資於週遭地區,形成吸引創意階級聚集的中心。

泰特一如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,都是一大創意奇觀,但若論及創意仕紳化的真正範例,還是Shoreditch、Hoxton等區域,過去幾年間,許多藝術家陸續離開此地,呈現出創意企業化的趨勢,過去這裡的小公寓、非法占屋與閒置樓房,如今都改裝為時髦酒吧、咖啡館與藝廊,名稱為了引人注目,甚至令人不知該如何發音。

過去藝術家因為房租低廉、空間較大,陸續落腳倫敦東區,如今因負擔不起生活開銷而紛紛離去,這些藝術家創造前衛的藝術環境,掀起第一波創意仕紳化,隨後吸引創意產業進駐;這些產業獲益於創意政策,以及Shoreditch地區藝術旅館商業發展,翻轉過往不受歡迎的東區,如今若想在當地欣賞各位最喜歡的戶外街頭藝術,可付費參加「塗鴉散步之旅」,但想到塗鴉在當代社會裡的脈絡,這種行程只令人覺得荒唐。

政府與企業將這個過程命名為創意再生,因為解決倫敦市中心的衰退問題,但在都市研究者眼中,一切卻愈來愈明顯,由於利用創意,導致創意人才感到疏離,結果倫敦市中心只能由政策帶頭邁向仕紳化。


作者:Tom Marshall-Potter(倫敦大學學院地理系碩士班學生,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地理學學士,以移動、經濟學、都會環境做為研究主題)

照片來源:Flickr用戶mapey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