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市化在印度形成多項社會、經濟與文化挑戰,而交通運輸即為其中交集,無論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納(Pune)或印度全國,都會交通運輸已身處於關鍵時刻,普納的道路與基礎建設趕不上人口及相關需求成長趨勢,機車與汽車數量不斷增加,大眾運輸工具比例下滑,而私人運輸模式需求提高,中產階級日漸擴大,社會富裕的初期跡象即為家庭購車。
普納即面臨如此重要關頭,城市發展完全無規劃,塞車、空氣污染、交通事故屢創新高,卻無穩定與普及的大眾運輸系統,居民常抱怨公車老舊、擁擠、效能低落、班次不固定,車站大多殘破,地點也不方便,況且搭公車也無法節省時間,由於欠缺公車專用道,故和其他車輛一同受困在車陣中。
所幸邁向永續運輸的途徑確實存在,首先,政府應投資改善公車與車站,其次,為減少車內擁擠情況(顯示確有需求),必須增加公車數量及班次,第三,為縮短通勤時間,道路要設置公車專用道。這些作為都得花費時間與金錢,但可能拯救普納未來大眾運輸環境,也一定比興建全新地鐵系統便宜,更不必增建高速公路,不過在發展永續運輸願景之前,還得先克服文化及經濟障礙。
若政府發展永續運輸,將會造成許多人損失,包括汽機車製造商、汽車遊說團體、石油供應鏈上下等,這些單位都很重要,過去為了表達意見,不僅提出訴訟,甚至在印度部分地區破壞車道間隔,因此得先強勢壓制這股力量,別無他法。如果永續運輸能在社會生根,開車人數將減少,這種算術很簡單,利益團體也很明白,然而對於公車運輸,卻還有另一個無形但重要的敵人。
我在以上段落曾間接提到這項敵人,「中產階級日漸擴大,社會富裕的初期跡象即為家庭購車」,這句話即反映出文化因素,首先,社會認為搭公車是比較低下的交通方式,普納的公車乘客在社會階級大多較低,因為票價確實低廉,但在快速西方化與現代化的印度,平價與否大多不及地位考量,而汽車即為地位最顯著的象徵,是故政府若要投資於永續運輸,恐怕不易成功。
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為永續運輸領導者,市長古斯塔沃(Petro Gustavo)最近提到,「已開發國家並非代表貧民擁車,而是富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」,這句話切中要害,也代表著文化轉型,而非經濟轉型,各種改善方案未必能克服這些文化因素,可是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究竟從何而來?在我眼中,恐怕得怪罪美國及西方世界。
汽車文化在美國相當興盛,也長期影響國家心理,福特、雪佛蘭、底特律、公路旅行,這些詞語深植於所有美國人的心中,汽車數量在美國已達到無法負荷的程度,而印度社會發展軌跡亦步亦趨,假若「新印度」正快速西方化?西方交通專家又有何立場,建議印度減少車輛數目?
印度中央與地方政府都知道這些文化因素存在,「普納公車日」即為軟性措施,以對抗這些無形敵人,活動廣告上寫著,「我會效法楷模,我搭乘公車」,波哥大的文化轉型經驗也開始在普納出現,但我覺得西方仍有領導責任,當印度不再將美國視為汽車天堂,印度的大眾運輸環境才會明顯改善。
可是印度不該被動等著西方採取行動,如果搭乘公車利多於弊,乘客數將迅速提高,如果公車效能又高、又快速、又整潔,民眾就會願意搭乘,運輸專家必須考量搭乘公車的隱藏成本,亦即那些可能源於美國的社會文化成本。